为何军事家大多政治不灵光

作者：game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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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没有在大型组织里呆过，对“搞政治”的理解过于简单了。

不只一个答主在回答里说军事家不能搞政治，军事家搞会被皇帝猜忌，会被朝臣疑忌、防范。问题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搞政治，他凭什么当军事家呢？

凭他爸是李刚？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任何科层化的大型组织，人员的晋升、职务的任免，都或多或少地要比拼背景，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朝中有人好做官。若要做官，须找靠山”。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家世或者机缘巧合，高级军官必然会卷入到政治漩涡中去，他不搞政治，政治也会来搞他。

古代的军事家，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军事家，他们大多面临的其实是类似于《大明王朝》中胡宗宪所面对的局面——提拔赏识自己的老师严嵩、皇帝、储君，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都不敢踩碎。得罪了皇帝和储君，固然迟早药丸，但是背刺对自己有恩的老师，被打上“忘恩负义”的标签，皇帝难道就能放心？

举几个例子：

例子一：安禄山安禄山是在李林甫的扶持下崛起的。由于李林甫与太子李亨势同水火的关系，他早已不容于太子。李林甫死后，安禄山转而希望寻求杨国忠庇护，为此不惜认年纪可以当自己女儿的杨贵妃为干妈。但杨国忠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一面延续李林甫打压太子的做法，一面又在朝廷上一再攻击安禄山必置之死地。于是到安史之乱前，安禄山已经是个期货死人了——唐玄宗当时已经70岁，按古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观念随时可能驾崩。届时无论是李亨顺利继位，还是杨国忠斗倒了李亨，玄宗另立储君，他安禄山都要死。只有造反才能死中求活。

只不过他没想到他的阳寿只有54，比唐玄宗死得早。

例子二：还是唐玄宗时期的名将，王忠嗣。

李林甫又令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称往任朔州刺史，忠嗣为河东节度，云"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会哥舒翰代忠嗣为陇右节度，特承恩顾，因奏忠嗣之枉，词甚恳切，请以己官爵赎罪。玄宗怒稍解。十一月，贬汉阳太守。七载，量移汉东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

王忠嗣从来不想搞政治，然而他自小养在禁中，和太子李亨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好友，于是政治来搞他了。

例子三，北宋名将狄青

狄青的社会出身很低，是”逮罪入京，窜名赤籍”的真贼配军，他能崛起为大将，离不开杜衍、范仲淹、尹洙、庞籍、韩琦的提拔保举，以及在公使钱案期间欧阳修的全力保护，然而在担任枢密使这件事上他却受梁适的挑拨，背刺了庞籍，挤走了当时的枢密使高若讷当上了枢密使。

此后狄青就开始走背运。

首先就是高若讷曾提拔过一个御史叫吕景初，时任殿中侍御史，恩主被贬后他全力对现任宰执集团展开攻击，先是把只当了一年宰相的梁适喷下了台，然后在嘉佑元年的政潮中对着狄青火力全开，“数诣中书白执政，请出青。”

其次，庆历党人不再保护狄青。庆历五年，时值庆历新政失败，梁适上书说自己受到了庆历党人的排挤，踩着庆历党人当上了“四入头”之一翰林学士。你狄青为了当上枢密使和梁适搅在一起，至少是个立场不坚定吧。

最好玩的是：嘉佑元年的政潮中出面保护狄青的还恰恰就是梁适的朋党，梁适被喷出汴梁后接任集贤相的刘沆：

时枢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罢知陈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将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谋，臣莫测也。"升等益论辨不已，罢沆为观文殿大学士、工部尚书、知应天府。

嘉佑元年的政潮，起因是宋仁宗年初突发疾病昏迷了数月，于是“国本”也就是要不要确立赵曙的储君地位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为狄青在这次政潮中一声都没吭，然而争论的双方都默认了狄青站哪边。

你不搞政治，政治就来搞你。

例子四：南宋名将岳飞

岳飞的悲剧反而不是“不搞政治，政治就来搞你”。和一般印象相反，岳飞的政治智商要比上面几个人高得多。

岳飞从一个韩琦家族的佃户逐步成长为方面大员，离不开张所、宗泽、赵鼎的保举提拔，直到绍兴十一年在要不要除掉韩世忠的问题上与秦桧关系破裂之前，岳飞做到了一方面与自己的恩主保持政治上的亲密联系，一方面尽可能不与恩主在朝中的政敌恶化关系。

很多人黑岳飞不懂政治的时候会提岳飞的建储议，但他们往往不提或者干脆不知道的是：岳飞在朝中最大的奥援，时任宰相赵鼎不但没有因为岳飞的建储议疑忌、防范岳飞，反而第一时间替岳飞辩解：“飞武人，不知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保举是要连坐的，后来岳飞案发生后，秦桧一党就一直想用岳飞案攀扯赵鼎，说赵鼎和岳飞“内外勾结，意图不轨。”

岳飞的悲剧不是岳飞一人或者一家的悲剧，而是南宋整个主战派和主守派官僚群体的悲剧。

秦桧力排不附和议之士九十余人，贤士大夫、国之元老相踵引去。桧末年，遣张常先、汪君锡网罗张浚、胡寅等三十七人，欲窜海岛。赖上天悔祸，桧即殒命，而三十七人幸脱虎口，然赵鼎、王庶、李光、郑刚中、曾开、李弥逊、魏矼、高登、吴元美、杨辉、吴师古等皆死岭海，或死罪籍，怨愤之气彻天。

甚矣，秦桧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铨、赵鼎、张浚、李光、张九成、洪皓、李显忠、辛企宗之徒相继贬窜，而吕颐浩之子摭、鼎之子汾、王庶之子荀、之奇，皆不免焉。盖桧之心太狠愎，尤甚于章(敦)、蔡(京)。窜赵鼎而必置之死，杀张浚而犹及其家。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冯璃《论语注》而得祸，末年欲杀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秦栓已病不能书。可畏哉!

甚至岳飞案本身就是一次大规模钓鱼，钓到鱼包括大宗正齐安郡王赵士〈亻褭〉、司农卿李若虚、御史中丞何铸、敷文阁待制知镇江府朱芾、荆湖北路安抚使刘洪道、大理寺少卿薛仁辅……

最后，我们来学习一下宋神宗、哲宗两朝殿帅燕达的政治觉悟：

臣契勘元丰八年正月二日，神宗圣体稍康，至二十六日，神宗疾势再作，储嗣未建，中外汹汹。先臣（蔡确）时任尚书右僕射，念宰辅之责，日夕忧惧。朝路行次，以密语问宰臣王珪，珪但唯唯而已，先臣疑之。继问邢恕，云近见致仕官王棫言，王珪尝遣高士充问其父遵裕云：“万一有变故，长乐意欲立谁？”先臣曰：“珪不忠于王矣！”于是以身任之。以章惇意气可任，而惇为门下侍郎，令邢恕约以共济大事，惇喜功名，慨然相从。以燕达忠实可托，而达为殿前指挥使，复令臣叔硕约达，达报云：“愿尽死力，上助相公。”以蔡京知开封，面谕京云：“姦人如有异同，须正典刑。”京乃备刽子随行。又令臣叔硕采听中外，恐缓急失事机。

时任宰相的新党领袖蔡确和殿帅燕达都是宋神宗亲自从小官一手提拔上来，如果燕达说“我不搞政治”，高滔滔会信吗？你不搞政治那凭什么你“拔擢常在众先”？